在我国上古地理思想中，是把人与神混在一起讲的。当时的世界观不以人间为上，不强调人间的事情，而是以天神的作用为主。那时，甚至社会组织也是以神为中心而建立，国学大师章太炎说过，上古时代有许多“神守之国”，在“神守国”不设军队，而依靠名山大川。神守之国的首领主要是礼拜名山大川，从而执行神职。这一时期的地理思想特点是：地，不是独立的，而是与天相勾连。崇拜名山大川，不是为风景壮丽，而是为敬神。神灵贯穿于天地之间，地上的万物都与天、神有关。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中，虽然人们的行为都是在地上，对地势河流也利用得当，但一敞开思想，就跑到天上去了。
有许多这一时代的地理讲述片段保留下来，后世也总有一些好神鬼之术的人乐谈此道，讲的多是山川的神性。例如《史记》：“山林川谷丘陵能云雨，为风雨，见怪物，皆为神。”《史记正义》：“鬼神谓山川之神也，能兴云致雨，润养万物。”在地上万物之中，据说最能通天的是昆仑山，“昆仑之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或上倍之，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为太帝之居”(《淮南子》)。登山弄神，设立祭坛，是由来已久的做法。5000年前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便发现有祭祀遗址，位于高山顶上，筑有“女神庙”，其大小建筑呈一线排开，似为一条中轴线。这种空间布置，表现出很强的意识形态特点。
传说至帝颛顼时，“乃命重黎，绝天地通”。意思是命令叫“重”的人管天与神的事情，命令叫“黎”的人管地与民的事情，两件事情“无相侵渎”，杜绝天地相通。“绝天地通”，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一条很重要的材料，反映出一条对地上现实世界渐渐作独立观察，并日益重视人类社会自身主题的思想走向。而《春秋》重“人人之际”。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然而孔子并不是先导，章太炎评述这件事时更推崇老子。他说：“管仲兼杂阴阳一派，有许多鬼话。老子出来，就大翻了，并不相信天地鬼神和占验的话。孔子也受了老子的学说影响，所以不相信鬼。”自老子、孔子以后，人们开始多讲“人话”，少讲“鬼话”了。例如司马迁撰《史记·大宛列传》时，对如何描述西域地理，就采取了很现实主义的立场，他自称：“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予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关于西域的记载，是一篇没有“鬼话”、“神话”的地理文献，在记叙异域的早期地理文本中，有别于《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在中国地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随着历史发展，尤其是大型复杂王朝社会的形成，“人人之际”日益成为现实社会层出不穷的主题，从而也成了王朝政治需要投入主要精力去处理的课题。“人人之际”在空间上的一切表现，都是地理内容，一般来说，就是一地之人与另一地之人的关系，或曰人文区域之间的关系。一地之人与另一地之人的关系可以是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信仰的……这在地理学的内容上，也都有反映。在大地域内建立稳定的王朝社会，必须解决好各地人群之间的协调关系，建立某种巩固的王朝地理秩序，保证即使在非常偏远的地方，仍能听命于中央朝廷。关于这一套作为，在《周礼》中叫“体国经野”，在一代代“体国经野”的理论与实践中，逐渐积累形成了王朝时代经纬大地的典章制度和记录考订地理名物的学科，古代称为“舆地之学”。“方舆之书所记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迹、城池、形势风俗、职官、名宦、人物诸条，此皆人事”。(刘献廷)
不过，古代山川大地有神性的思想不可能完全绝迹，各类“神话”、“鬼话”仍以各种形式一浪一浪泛出。但从总体上说，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主干大宗，主要是以巩固王朝与建立政治大一统为宗旨的现实主义的王朝地理，强调的是“人事”，讲的是“人话”，如等级秩序、教化天下、中央一统、和谐无疆等， “鬼话”在设立坟墓时常被提起，但已不是古代地理思想的主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