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Q=《北京青年》周刊W=王全安
BQ：2009年拍的这部电影吧，为什么本来山西、陕西经营的好好的就南下了呢?
W：其实好像人总是这样的，从自己的一个点开始向外延伸，你不由自主的对时间或者空间上不一样的东西感兴趣。对于我来讲从一个北方人拍北方的事儿，到南方去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从北向南的嘛(笑)。
BQ：你本来是要拍杜月笙吧。拍上海的“流氓大亨”和里弄里的“烟火人家”，区别还是蛮大的。当时你说你可能是先要做一个实验，或者说是“试水”。这个题材是怎么进入到你的视野里的?因为“老兵返乡潮”好像应该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这一段时间的事。
W：慢慢会去接触心中要拍的那个东西，这只是一个酝酿的过程，通过拍一部电影。这个东西其实有的时候碰撞的到来不是完全以一个外在的时间为决定的，而是你意识到这个层面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说“分合”这样一个事，分合可能是要么分了、要么合了，但是如果真正去观察承受“分合”这样事情的人，他们对这样事情的承担和感受远远比一般人想象的要绵长和复杂的多。
BQ：你一直都颇受柏林影展的青睐，其实我们知道德国有这样的历史创痛，他们可能对这样的事情能够感同身受。对于西方观众来说这个可能也是你对一个“后冷战”记忆的东方关照。
W：其实我没法儿去想那么远，当我面对一个故事的时候，不是往大了放，其实是往小了缩。对我来讲不可能从外部入手，只能从内部入手，不管外部环境是什么冷战热战，这个我都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里面的人是什么感受。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子的英文名很准确，就是“apart together”——在一起的分开，这个词是英国人发明的，就是针对英国的一种婚姻状况，就出现很多这样的情况，很多在一块儿的家庭其实是分开的，分开的其实是在一起的。
BQ：你的这部电影中的音乐的运用也是很精到的，比如凌峰的《回家》，还有《天涯歌女》这首歌，无论是之前的老上海电影还是现在的电影都会经常出现，但此次最恰如其分。
W：为什么我说我们逢上什么就吃什么，当初这个歌在剧本里面本来没有，就是凌峰本人在试戏的时候唱了一首闽南语的歌，我当时听了这个歌以后觉得它非常有真实感，就觉得要用这个歌，但也没有直接和凌峰说，我怕他太端着了。其实导演的工作就是把演员组织起来让他尽可能的表现出自己的特点。
比如徐才根老师，我特别叮嘱过剧组的人，严防给徐才根老师主演的待遇，让他一直保持他的那种状态，那种拘谨和不自信惯了的感觉。凌峰是属于有点儿多动症，我说你就是一个收音机，你的耳朵就是开关，我不拧你的耳朵你就没开。而且他扮演的这个老兵其实也是一个失败者。这个事情其实也是一个无可挽回的事，物是人非嘛。
BQ：尽管你说要尽可能的往小了“缩”但这个里面还是会涉及到一些比较大的事件，比如金门炮战、太平轮……
W：这就好像我们拍《白鹿原》的时候，在小说里其实是讨论一个国共双方谁对谁错的问题，我们拍电影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模糊了，因为都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大家对这个问题都已经释然了，谁对谁错都没有意义了。这个东西就是“波澜壮阔，云淡风轻”，这六十年的一别其实是一个特别波澜壮阔的事，个人的命运被裹挟到历史的洪流中，但是六十年过去，所呈现的面貌一定是云淡风轻的。海峡两岸在这六十年当中发生过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是以小人物的一句台词就解决了，就随便的一说就过去了。这些东西对于中国观众都不必多交代。
BQ：这部电影虽然是和上海有关，但也是你的作品，肯定带有你的一些符号，你觉得这个东西是怎么贯彻的或者调和的。
W：其实我觉得在我们这样一个正在经历如此之多的变化的环境里，没有什么比“接受”和“宽容”这样一个事情更重要的。宽容的知识和宽容的心态对于我们来讲其实是最需要的。所以在我的电影里面也基本上会贯彻这样一个事情。即使是你处在一个你完全陌生的这样一个环境下的时候，其实你还是有选择的。选择什么呢，我觉得还是应该选择柔软的东西。
BQ：柏林的时候有什么信息吗，包括首映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反映?
W：发布会的时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对这样一个如此可能引起敏感话题的电影，整个发布会当中没有一个记者提出这个问题。我认为当你的戏足够震撼的时候，人们就会把目光集中在戏剧本身了，这是我特别感慨的。我觉得政治整个东西在任何的环境里都是需要的，但是为什么说艺术品是有超越政治的价值呢，那得是艺术品真正达到了那种价值的时候，这种超越才会产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