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8月29日，格里森姆——“德州公开持枪”组织的创始人，在德州天普市举行游行活动。
有关枪支管理的争议在多数人支持合法持枪的基础上暂时告一段落。那么为什么，在现如今宪法第二修正案前所未有地强调合法拥有武器的权利时，忽然又掀起了支持公开持枪 (Open Carry) 潮流？一起来见证通过了公开持枪法案的德克萨斯州，在这里，自由和将全州改造成武装集中营几乎可以划上约等号。
文/John H.Richardson 摄影/Dan Winters 翻译、编辑/董冬咚
*美国宪法第二修正案（Second Amendment）为美国权利法案（Bill of Rights）的一部分，于1791年通过。本修正案保障人民有备有及佩戴武器之权利。2008年 “哥伦比亚特区诉海勒”一案确认了宪法第二修正案保障个人拥有枪支的权利，不论该人是否属于民兵，并可以合法使用该等武器，诸如在室内自我防卫。2010年“麦克唐纳诉芝加哥”一案，最高法院判定第二修正案不仅约束联邦政府，对于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同样具有约束力。
当那个醉醺醺的大块头第三次开回这里，把他的SUV斜停在人行道边上，他的裤子后口袋里插着枪，从车里走出来，然后站在了路中央。
“我应该和谁交流呢？”他问道，“哪位呢？总不能和所有人同时对话吧。”
人行道上站着13个全副武装的德州人，加上一个6岁的小男孩，和一个坐在手推车里的婴儿。他们肩背着AR-15自动步枪，裤子后袋插着格洛克（Glock）手枪，小巧玲珑的9mm手枪扣在脚踝处的枪套里。其中一位女士携带着粉色的战术武器，像是即将上演电影里血色浪漫的桥段。他们都来自“德州公开持枪”（Open Carry Texas）组织。在这个炎热的夏日夜晚，他们在距离德州州府奥斯汀北边1小时车程的天普市聚集，为了履行宪法赋予他们的携带武器的权利。虽说醉醺醺的大块头也是为了同样目的赶来，但他不停地开卡车在集会人群周围徘徊，使得双方矛盾升级，因此，其中一位活动分子将大块头的车牌号拍了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这么一来大块头被激怒了。 “我是谁或者我做些什么，这都不关你的事。”他说。
一位从容而自信的男人站出来。这就是格里森姆（C.J.Grisham），“德州公开持枪”组织的领头人，也是参与过伊战和阿富汗战争的41岁老兵。他个头不高，但块头够大。炯炯有神的蓝眼睛写满了“权威”二字。他试图将大块头拉到一旁私聊。
但大块头并不服气。他纹丝不动地站在路中间。“可以麻烦你把刚才那张照片还给我吗？”
“这不行，”格里森姆很平静地说，“因为……”
“因为他们有权照我的车牌？”
“因为你在醉酒状态下驾车。”格里森姆告诉他。
大块头气鼓鼓地挑衅道，“是嘛？”
“没错。”格里森姆说。
有那么一瞬间，大块头显得不知所措。除了他裤子后袋的左轮手枪，他看上去至少比格里森姆重上90斤又高出一头，但格里森姆有着激光一般犀利的眼神，令人不安的自信的气场，以及肩上那把刻着托马斯.杰斐逊 “我建议枪。携枪不仅对身体是好的锻炼，它还会给予人勇气，精明，和思想的独立。”（“I advise the gun. While this gives a moderate exercise to the body, it gives boldness, enterprise, and independence to the mind.”）
两人形成了对峙。
“极品！”大块头终于恶狠狠地嚷了一句。
格里森姆往大块头的SUV方向瞧了一眼，注意到副驾驶位子坐着一个女人。“如果你的同伴没有喝酒，”格里森姆说道，“我觉得让她来开车对大家都好。”
“大家？什么叫 ‘对大家都好’ ？”
就像这样，我们仿佛穿梭进西部片经典片段。两个各持武器的男人在风沙弥漫的德州街头面面相觑，测试个人自由的极限。旁人在围观。一只狗狂吠。时间静止。
理论即将和实践产生碰撞。
我们向来爱惜我们的枪。枪赋予我们自由；粮食短缺的年代，枪杆子为我们打出了良田；开拓疆土的年代保卫了我们的安全；战争年代继续为我们服务。在人人自危的不安宁的土地上，枪成了捍卫我们安全感的终极标志。因此，今天归私人所有的枪支已经超过了3亿支，有关私人持枪的权利——尽管每年都有约3万起死亡事故以及大大小小的学校、剧院、教堂等人群集中处的大规模枪击事件——反复地被立法机构和法院肯定并扩大。看起来，对于枪支爱好者来说，这该是最好的时代了。然而，成千上万的像格里森姆一样的美国人却带着他们的致命武器走上街头游行抗议，用近乎恐吓的方式要求更少的管制，甚至有很多人表示在完全取缔持枪限制前他们都不会停止抗议。我们对于有关枪械管理的争论已经越来越习惯了；对于类似格里森姆的立场，也许我们也只是耸耸肩。
这完全不是同一回事。美国人对于枪的态度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更复杂的事实是，人们对于枪的恐惧从未停过。历史上，决斗在美国殖民时期已经是个问题，乔治.华盛顿甚至担心它会坏了革命的大事。为了平定新领域边界的动乱，肯塔基州在1813年通过了第一例枪支管理法案。到了1840年代，在诸如阿肯色州和田纳西州，已经有立法者对于宪法第二修正案当中有关“民兵组织”的理解展开争论。禁酒令时期（1919-1933）的暴动和肯尼迪总统遇刺（1963年11月22日）间接促成了联邦政府最开始几例对于武器的管制；与此同时，各州和各个城市分别通过了自己的管制条例。这些管制条例通常都是党派合作的成果，尤其是在非裔美国人有了携带枪支的胆量之后；1967年，时任加州州长里根在黑豹党（the Black Panthers）聚集于州议会大厦前举行公开持枪活动时，通过了枪支管理法案。
然而，枪支对于现代人生活的意义以1993年韦科惨案时政府实施的军事化警察策略而登场，也正是这次关键事件触发了民兵运动热潮，自由主义运动，以及最终的茶党（Tea Party）。在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简称NRA）将它的重心从狩猎转移到抨击政府是“军靴流氓”，以及共和党人逐渐在州级和联邦政府掌权，持枪权利运动的胜利接踵而至，最终形成了最高法院在2008年“哥伦比亚特区诉海勒”一案中有关个人持有武器权利的认同。
在那之前，小规模的抗议者已经有组织地在公共道路上携武器抗议了——先是在俄亥俄州，接着在弗吉尼亚州、犹他州、乔治亚州和加州，这个数字在小布什任期持续稳步增长。但海勒一案的判决加上奥巴马总统任期的开始促使了持枪权利运动走上了超速推进道路：枪械销售爆炸性增长，枪械展上出售奥巴马人形靶子，全国步枪协会连续发布关于奥巴马秘密意图在全国禁枪并实施军事管制的警告。于是，以公开持枪为主题的抗议活动翻倍，甚至有些人开始组织唱衰奥巴马运动——在新罕布什尔州，群情激愤之下，一位携枪的抗议者举着标识，上面写道，“是时候为民主自由之树浇水了”。
响应持枪运动热潮，许多州和城市都表示支持持枪权利：威斯康星州立法委员会设立了专门法案来提醒警方“持枪并非犯罪”；芝加哥市废除了它对枪支的登记管理；华盛顿州的一个县推翻了其在公园“不允许携枪进入”的规定。2012年，俄克拉荷马州通过了一项公开持枪法案，命名为“自我防卫法令”（self-defense act）。
但出于种种原因，德州成了持枪权利运动热潮中的无作为方。德州警方强烈反对公开持枪，认为这会使得他们的工作更加危险。在大规模枪击事件频发的时局下，德州警方争辩道，从人群之中区分爱国主义者和失控的杀手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太多悲剧本是可以避免的。想当初格里森姆第一次在他所居住的德州中部小城举行集会时，过度紧张的警方在四周屋顶天台上安排了狙击手待命，请求FBI和国家安全局支援，并将参加集会的每个人拍照留据。愤怒的格里森姆用激进主义来回击，因此被一家枪支博客称为是“德州公民权利运动时期后最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在接下来的两年中，格里森姆领导了超过2000场运动，范围覆盖整个德州，并且招募了5万余名支持者；这些支持者不厌其烦地向他们所属地区的议员传达他们的观点。在即将到来的2016年1月，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格里森姆的努力，德州居民将在重建时期后首次可以在公共场合公开携带手枪。《达拉斯新闻晨报》将格里森姆入选“年度德州人物”的最终名单。
因此，回到今晚，出现在集会活动现场的那位警察显得歉意满满。“你们在这里享有你们的权利，这并不会给我造成困扰。我完全支持第二修正案。但当有人报警说 ‘我很害怕’，那我们不得不出警来现场看一下状况。”
“我们会避开学校周边和居民区，” 格里森姆向这位警察反复保证。
“那就好。没问题。”
参加集会的人们既亲切又 随和。其中绝大多数都敌视移民政策，并对总统（奥巴马）的真实身份表示怀疑（他们称奥巴马为Barry Soetoro），但他们和自由主义者一样质疑毒品战争、警察过度执法、爱国者法案和监狱系统。很少有人为小布什、 伊拉克战争或共和党说好话。同性婚姻是个敏感话题，但多数保持开明态度。其中一个人穿着苏格兰短裙。另一位把《南方公园》里的卡曼纹成了十英寸纹身— — 纹身的那位是“大吉姆”吉姆.埃弗拉德，团队中鼓舞士气的逗趣大个子，也是格里森姆的得力助手，带着他的小婴儿、他蹒跚学步的孩子和他并没打算娶的女友莫莉。格里森姆的妻子艾米莉带着粉红色步枪，她是位正直的摩门教徒，也表示她从来不会单独参加枪权相关的集会。
格里森姆将人们围成一个圆圈，开始重申规则。“第一条，不要操纵你的武器。注意双手的位置。把他们放在枪托上没关系，但一定要远离扳机。我们集会的目的是为了增进公众对公开持枪运动的了解。大家要展现亲和力。多微笑，多招手。”
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人们的反应不能更积极了：开心的击掌和按喇叭，“谢谢支持我们持枪的权利，我已经在脸书上加你为好友了”，甚至来自当地一家叫做“Love Guns”商店的打折保证。一位军人停下车，带他的家人一同前来。现场唯一的反对声来自一位名叫史蒂夫.艾米斯的警官。他开着警用哈雷摩托在集会现场周围多次呼啸而过——和他有关的故事，后面我们会讲到。
紧接着那个醉醺醺的大块头出现了。他步行而来，穿着休闲裤和一件褐色t恤。人们从大老远处就闻见了他身上的酒味。讽刺的是，大块头是来支持集会人群的。他说从理论上他完全支持公开持枪，但从实际情况来说，他认为公开持枪不能他妈的更蠢了，因为你将自己的王牌暴露在外。紧接着，他抓住埃弗拉德的手枪，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大块头的行为完全是在开玩笑，但埃弗拉德早已被他的言行激怒，于是下意识用双手护住自己的枪。现在就看大块头的下一步了。
同一时间，格里森姆正在和其他人交谈。当他看到大块头和埃弗拉德的肢体冲突时马上冲了过去，试图通过与他争论来分散大块头的注意力。“我愿意亮出我的王牌！我情愿永远没有使用王牌的机会！而你，你有用枪的意图。”
“别以为我看不明白，”大块头说道，“你有什么企图，我看得清清楚楚。”
说完，他跌跌撞撞地离开了，没多久又开着车回来，在集会的街区绕圈圈。也正是那时，有人把他的车牌拍照下来。然后，正如开头一幕，他带着他的枪再次出现。
现在他就站在路中央，大肆宣扬自由主义者内讧的讽刺：“大家？什么叫 ‘对大家都好’？”
格里森姆没有回答。大块头在感到无地自容之际不情愿地向卡车走去。然后，他忽然在路上停下，转过身来瞪着格里森姆，说：“你以为你很了解我吗？”
格里森姆冷静地等着接招，他周围的人们也安静下来。人群中有人说，“这真是越来越有意思。”
像许多现代社会运动一样，德州公开持枪运动也从网上的一个视频短片开始。短片在2013年3月凉爽的一天录制完成。短片中，格里森姆和他15岁的儿子一同沿着乡间小路行走；他的儿子正在为童子军荣誉勋章进行16公里徒步。格里森姆背着专业的徒步登山包，戴着阔边帽，红色头巾围在脖子上，AR-15步枪横背在胸前，像是在巡逻的士兵——正是这样携枪的架势让他踩在了法律上的灰色地带，因为在德州，你可以携带步枪出街，但不能以“蓄意引起警惕”的架势。
正是那是，史蒂夫.艾米斯警官停下了他的警车。他是个已经在警队服役27年的肌肉男，也是一家枪店的店主，以及一架喷漆奇丑无比的哈雷摩托的拥有者。
“稍等一下，”艾米斯说。
于是，格里森姆开始朝着艾米斯走过去；他的儿子站在原地等他。艾米斯也比格里森姆至少高出一头，更重上90斤。
艾米斯说，“别碰你的枪。”
“好的，”格里森姆回答他，双手自然垂在身体两侧，步枪就挂在脖子上。
“你们在这里干什么？”艾米斯问道。
“我们来这里徒步，”格里森姆回答。
“你们来这里徒步啊，”艾米斯自顾自的重复着。接着，他做了件出人意料的事——他什么话都没有说，直接伸手去抓住了格里森姆的步枪，将它抬起来仔细研究。他看上去并非担忧，反而更多的是被这步枪所吸引。“可以解释下你为什么带着把枪吗？”
“可以。因为我有权这么做。”格里森姆回答。
二话不说，艾米斯卸下了弹夹。格里森姆的双手迅速捂住枪托和枪筒。“嘿哥们儿，别卸我的枪！”然而，话音还未落，艾米斯已经掏出了自己的警用左轮手枪，指着他的头。
在艾米斯把他按在警车前盖上的时候，格里森姆也丝毫没有反抗。然而，当艾米斯试图把他的双手拷在身后时，格里森姆抗议道，“让我把相机递给我儿子，我就照你说的去做。”一场短暂的争执之后，格里森姆对着相机说了以下这番话：“我现在要把相机拿下来，在此期间我不会去碰我的枪。”接着，他对自己的儿子说，“我需要你把这场面录下来。检查下相机，是在录像中吗？”最后他告诉艾米斯，“现在我全听你的。”
如果在平常，这种小城中的口角纷争顶多是以不疼不痒的警告和罚款而收场。但这并非常时，格里森姆也不是循规蹈矩的普通人。在他眼里，携带武器的权利是不容侵犯的。他的一生似乎都在为现在这一刻做准备，从迷茫又孤独的童年，到他那位严厉的军人继父。继父带着全家人从田纳西州的基地辗转到佛罗里达，最后到了日本。格里森姆曾经是个瘦巴巴的小男孩，经常被欺负。暑假他会到德州和生父一起过。生父是位自由主义者， 罗恩.保罗的狂热支持分子，还酷爱收集古董军用器械——M1加兰德步枪，莫辛纳甘步枪，越战时期的M16，毛瑟枪，汤姆森冲锋枪，乌齐冲锋枪。格里森姆还在初中时，就和生父一起加入了弗兰克.扎帕对于在少儿不宜的歌词内容上加警示标的抗议当中。那之后，格里森姆成了重金属摇滚乐的忠实粉丝。读书时期，格里森姆和生父通过书籍来沟通交流：他十岁时读了《独立宣言》，之后是美国宪法、英国大宪章、托马斯.潘恩、托克维尔、和巴斯夏。用他的话来说，“政治是我和父亲可以一同分享的热忱，用来弥补我们分离的时光。”
大概在他十三岁的时候，学校里的一个小霸王推了他一把，这一次，格里森姆意识到还手比求饶更管用。于是，在那之后他经常打架。当他的妹妹被人嘲笑时，他也会为妹妹动手。高中毕业之前，格里森姆变成了留着紫色长发、整日酗酒的校园一霸。但与此同时，他改信了摩门教，为了能和艾米莉——他在日本相识的虔诚的摩门教女孩——结婚。那时的他是纠结的。他在寻找自己人生的意义。曾有一段时间，他倾注所有心力，加入到抗议电子游戏禁令的运动中。他当过DJ。在百视达（Blockbuster）店里打过工。之后，他入伍，找到了自己的位置。2003年，他在派往巴格达的先头部队之列。伊拉克费卢杰暴动最危急之时他也在场。他曾用一颗手雷和一把手枪破了敌方的埋伏，因此获得一枚铜星勋章。
他热爱军队，但也喜欢挑战权威。在军队时他的这一特点就显露无遗：在费卢杰的时候，他看到有些士兵用牛叉对付不顺从的俘虏，他就向自己的上级报告了这个情况，又报告到中尉，直到最后告到上校那里，这行为得到制止，他才罢休。他受伤的时候，为了不调离他所在的部队，他逐级向上申请，尽管屡屡遭到拒绝。然而有些时候他略微鲁莽：从战场回国后，格里森姆开办了在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博客，人气暴涨，先后两次被邀请到白宫做客，一次会见小布什，另一次会见奥巴马。但他并未遵守作为一个军人他应该尊重的政治界限；后来，他因为过度抨击奥巴马，军方对他展开了内部调查。
他有着超乎常人的使命感。面对他认为不公正的事，不管多么微不足道，他都丝毫不能容忍。当他孩子们所在的学校宣布强制要求穿统一校服时，格里森姆的反对声激烈到校长直言害怕他，甚至军方的人来告诉他把争执相关的博文删掉。不满这样的命令，格里森姆一直告到一位四星上将那里。“你不能命令我把它删掉，”他说。“这是我的私人博客，内容写的是非军事话题。”军方命令他出席一场无陪审的军事裁决听证会，结果格里森姆要求完整的军事法庭流程，事件迅速升温，直到军方妥协、整件事以一封谴责信收尾——格里森姆打算将这封信裱起来，作为他反抗“压迫”的纪念。
格里森姆搬到德州胡德堡去完成他的军事职业生涯时又卷入了另一场纷争，而这次是因为一条要求军人在执法过程需要时配合出示身份证件的规定。格里森姆说这项规定是违法的，因为宪法第四修正案给予美国公民保护自身和所属财产安全的权利。这一次，当他的诉求被驳回，他向军方检察长申诉；申诉又被驳回时，他向国会递交了投诉。
有关持枪的权利是他近期第一要务——就在他被扣押的9天前，格里森姆还在天普市的市议会大厦门前举行抗议，希望他的城市能够不服从任何联邦政府的枪械管制条例。
所以格里森姆很早就准备好了投入枪管这场“战斗”，并且他已经有整个互联网作为“靠山”。与此同时，天普市正在竭尽全力将局面扳回旗鼓相当——首先来说，艾米斯在他的警方报告中写道当时他问过格里森姆是否愿意放下自己的武器。事实并非那样，格里森姆激动地解释道。同时，天普市也拒绝公开警车行车记录仪的内容。作为庭审过程的一部分，格里森姆有机会接触到行车记录仪中的内容，此时愤怒的他将视频内容的片段放在网上，而这些内容清楚地证明艾米斯在报告中说了谎。不久之后，格里森姆的律师打来电话说，检察官曾威胁要用禁言令限制泄露完整视频内容。
“是嘛？”格里森姆说。
一分钟之后，他告诉自己的律师，检察官不可能用禁言令控制他的行为。
“为什么不能？”
“因为就在刚才，我把完整的视频上传到网上了。”
视频疯狂传播——截至这篇文章成文之际已经有43万点击量。2013年的春天，格里森姆发起了“德州公开携枪”运动，并且在邻近的城市组织小型集会。检察官因此更加气愤，指责他利用司法系统来宣传自己和自己的事业。“（行车记录仪的内容）是案件证据的一部分，”一位检察官边翻查纪录，边讲解给我们听。“这些证据不应该被放在任何媒介上，由公众自行理解甚至断章取义。”
检察机关指控格里森姆干涉警察执法；若是指控成立，格里森姆将面临的是2000美金的罚款加上最长6个月的拘留。但获得陪审团的认同并非易事。在历时四天的一审过程当中，格里森姆的主要论点是整件事的一开始警方根本没有理由将他拦下来。他知道对于少数族裔来说被警方当街拦停接受检查非同小可，后来明白白人持枪在路上行走和乱穿马路其实性质相当:“警察把我当做街头流氓来对待，”他告诉媒体。在公众对格里森姆的同情不断上涨时，检察官争相证明将他拦停是有据可循的——譬如，他走在道路错误的一边；警方接到了投诉；警方有权将他拦停，以确保他没有违反禁制令甚至被通缉。格里森姆争辩说，如果警方这套“万能”说辞成立，那么他们基本上可以为所欲为了。那还是我们想要生活的美国吗?
陪审团在投票之前深思熟虑了整整两天，最后以5比1支持无罪的结果陷入僵局。
如果在这时撤销指控，双方都可以全身而退。然而，检察官选择重新提起诉讼，格里森姆的律师也以一连串令人讨厌的小诉讼予以回击，包括变更法庭和对法官在其办公室所作评论的爆炸式攻击。“他的言论屡次提到我的客户（格里森姆）和他并未涉及此案的妻子（艾米莉）不是称职的父母，并说想要给他们一个教训。”小城法律即将升级为核战争。
当终于轮到艾米斯作证时，他的言论就像占据了情理制高点。此时，桑迪胡克小学发生的校园枪击案刚刚过去90天，而在他执法拦停格里森姆的附近400米处就有一所学校，并且他描述格里森姆当时“拿枪的姿势像是准备战斗”，所以他将格里森姆拦下，首先为了确认这不是一把玩具枪。当艾米斯发现这是真枪时，他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于是出手将枪卸开，正在这时格里森姆双手开始向上移动。“出于自卫，我拔出自己的佩枪，因为那一刻，我完全不清楚他的意图是什么。”
接着，ermis告诉检察官，就算被警枪指着头，grisham依然拒绝把双手背在身后。
“他提出条件，如果你让他把相机给他的儿子，他就配合执法，是吗?”
“是的。"
“并且他的确让他的儿子从你背后的位置上前来，期间他身上还携有武器？”
“是的，完全正确。”
“你当时感到危险吗？"
“是的，我感到危险。”
这样的证词几乎已经将格里森姆定罪——毫无疑问，他当即表示抗议。但仔细揣摩之下，艾米斯的证词并不合理。如果艾米斯真的因为在一旁等待的十五岁“童子军“感到不安，他当时为什么不将格里森姆和他儿子一同扣押呢？如果他认为格里森姆把相机递给儿子的过程非常危险，他当时为什么会同意呢？因此，格里森姆的律师指出，更有可能的情况是艾米斯不喜欢格里森姆和他说话的方式。”你问了他为什么他携带武器吗?”
“没错，我是这么问的。”
“然后他说 ‘因为我有权这么做’？”
“那的确是他的答案。”
“那么他当时的答案让你很不爽，是么？”
“我不太明白这个问题。”
“他的回答让你不爽，是不是？”
“不，他的回答并没有让我不爽，完全没有。”
这是格里森姆的主要观点，已经超越法律的狭小界限，而更多的是简单的礼节问题。“你无权因此解除美国公民的武装，”格里森姆说。与此同时，格里森姆的律师反复将话题拉回核心。“再明确一下，当你试图把枪卸下时，你并没向格里森姆先生解释你在做什么？”
“那时并没有。”
“所以实际上你在阐明拘捕他的原因之前，已经有所行动了？”
“不，虽然那时我准备解除他的武装并将他扣押，但我的双手还没有碰到他。”
好几次，艾米斯的语气充满哀怨。他认为当时他清楚地告诉格里森姆他的执法动作，但事发现场总是有些混乱，并且在一个人人都似乎全副武装的地方执勤已经是难上加难。“这一切都发生得太快，”艾米斯说。
但根据法律，格里森姆毕竟抵抗了警方搜查。陪审团最后裁定他罪名成立，并处以2000美元罚款。缴罚款时，格里森姆用的全是五美分硬币。
格里森姆第一次在网上号召集会，就有四百多名支持者响应。公开持枪运动发展的十分迅速。
两年后的这一刻，格里森姆被卷入和大块头的怪异的当街对峙中，事情又一次发生得突然——醉醺醺的大块头站在马路的中间，格里森姆则在人行道上；大块头握着他的小手枪，格里森姆背着他的黑色AR-15步枪，气势汹汹。他们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彼此凝视着。
忽然之间，大块头爬进他的SUV，嘶吼着开离现场。一场危机似乎避免了。
但参加集会的大伙难免有些心慌。埃弗拉德紧挨着莫莉和童车，并时刻留意着他的儿子。“参与了这么多次集会，这是我经历的第一次真正对抗，”他说。但格里森姆认为这反而为公开持枪运动做了完美宣传。那个醉醺醺的大块头一副挑事的嘴脸，现场冲突原本很可能升级。“我当时提高警惕了吗？当然。我死死地盯着他的眼睛和双手。好在没有人伸手拿枪。”
因为集会人群至少持有13把枪。
“我当时做好了随时拿起枪的准备，”埃弗拉德说。
那么，是因为枪的存在使得现场的状况在一开始就隐藏危险吗？又应该怎样解读枪支越少的州枪击谋杀的死亡人数就越少呢？更别提诸如英国和日本这些禁枪的国家低的惊人的谋杀率了。又或者想一想迪兰.鲁夫（Dylann Roof）。就在一个月前，他持枪在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城中心的教堂大开杀戒。所以，关键在于，大大小小的枪击案不断之余，为什么持枪权关乎到每个人?为什么现在要引起重视?关于枪的热忱，背后又是什么?
关于我的问题，埃弗拉德决定邀请我到他家烧烤，边吃边聊。第二天，坐在他的开放式车库，车道支起的BBQ架上正烤着汉堡，他的儿子在充气游泳池里嬉水，莫莉则尝试给小婴儿喂食各式各样的固体食物。埃弗拉德试图向我解释他的答案。他在威斯康星州麦迪逊的乡间长大。他支持社会服务，为穷人在司法系统受到的不公待遇愤愤不平，青年时期曾经参加过名叫“荆棘”的支持LGBT权利的社会组织。他的腿部有一幅《南方公园》卡曼的巨大纹身，这是在伊拉克时某个无聊的周末他自己纹的。他绝不是种族歧视者——他就住在胡德堡地区唯一的穆斯林居民区。但他小时候，父亲在出租车抢劫案中被枪杀，从那时起他有了自卫意识，后来的年少叛逆时期他被送去青年农场度过，期间慢慢爱上了打猎。对他而言，枪意味着纪律、 责任和男子气概。在军队时，他的枪几乎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唯一不需要携枪的地方是洗手间，而那也是因为有人帮你放哨。”
埃弗拉德参与过一些著名的战斗，击毙过几名反叛分子，呼叫过狙击手，目睹过一枪爆头。有一次，他需要找回一具在水中泡了三天的尸体。“我试图抓住尸体的手部，结果手上的皮肤直接......”
“他喜欢梨！”莫莉哭喊着。
最令人毛骨悚然的一幕像是电影《美国狙击手》的片段。“我不得不向一个十岁左右的孩子放置烟雾弹。他在一座桥上，向我们的一辆军车扔了枚手榴弹，我只得旋转枪筒，用我的狙击步枪向他射击。那一幕我始终无法忘怀。”
现在，他任何时候都随身携带一把格洛克手枪。车后备箱的暗格里备着一把AR-15步枪，还有更多的枪藏在房子的各个角落。他已经厌倦了因为携枪带来的麻烦和敌意，也正是因此，他开始关注格里森姆。在艾米斯逮捕格里森姆当天，埃弗拉德就开始关注他的故事。他们开始在脸书上聊天，很快埃弗拉德就在家附近的咖啡店里会见了二三十个参与集会的人。大家一致认同，如果长枪是合法的，那么警察无权阻止公民携枪出街。并且，在大部分其他州已经判定公开持枪合法的情况下，为什么他们还要隐藏自己的手枪呢？德州难道不是应该走在公开携枪的先锋阵营吗？于是，他们自发印制了宣传t恤和旗帜，还有人在网站上做了平面广告。他们开始在附近的城镇发起支持公开携枪的游行。那个十月，在格里森姆的第一次陪审团判决陷入僵局后，埃弗拉德在阿拉莫市和四百余名武装抗议者一起举行了支持公开携枪的活动。
公开携枪运动的影响力呈指数增长。格里森姆很有领导魅力，思路清晰，能言善辩，具有天生的公关技能。他在网上发起的第一次集会就有四百多人响应，其中不乏有一些来自遥远的新墨西哥州和德州南部海滨城市科珀斯克里斯蒂。他曾在退伍军人节庆典因为公开携带一支玩具枪被捕，又因为组织四十名携枪者到达拉斯郊区的一家餐馆干扰反枪组织会议，而上了全国新闻。在反枪组织成员离开餐馆走向停车场时，他和其他抗议者就在门外等着。一位愤怒的妈妈说：“在发生屠杀一年级小孩子的枪击案之后，这就是他们的反应！真令人恶心！”格里森姆却表现的毫不妥协。他说，不能因为有些人开车冲向了无辜的行人，就指责所有的司机。正规持牌的枪主犯罪率几乎是忽略不计的，而有歹心的人总是有办法搞到枪。以亚利桑那州为例，在2010年放开公开持枪权利后，并没有任何负面影响。他坚信，如果人们能看到更多的枪支，他们会意识到武器和苹果派一样，都是美国“个性”的一部分。很快，就有数以百计的小规模活动在全州范围定期举行，以及每周数千名新成员加入。
当然，运动也吸引了一些头脑发热的人。格里森姆规定，大家每一次召集活动前必须知会警方，但一位名叫科里.沃特金斯的更为激进的自由主义者说他行动从不用请示同意，并带领一组全副武装的人涌进了沃思堡市一家杰克盒子快餐店（Jack-in-the-Box）。吓坏了的员工跑去躲在冷藏室里，最后导致这家快餐连锁集团宣布反对长枪的政策。沃特金斯变本加厉，带领另一帮武装成员闯进州议员的办公室，并拒绝离开，结果州议会大厦的恐慌按钮报警信号此起彼伏。去年12月，沃特金斯小组的一名成员被指控用枪杀死她的丈夫和继女。随之而来的争议声却使得埃弗拉德和格里森姆的交情更深。“我进日托中心需要背着AK-47 吗?”埃弗拉德说。”我相信权利，但我更相信大家有判断力。”
埃弗拉德将小婴儿抱在怀里，告诉我，关于持枪权利他与家人之间也有分歧。他的自由主义的家庭给他带来很多快乐，但同时也会让他心烦。他曾经被枪击三次，两次是轻微狩猎事故，一次作为一名保安人员。最令人惊讶的是，他爽快地承认他对枪的热忱多半来自于伊拉克战争后他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和我的心理医生聊完后，我逐渐发现，这问题的根源是缺乏安全感。携带武器才能让我感觉安全。”
并且，只要报警平均响应时间还是七分钟，有保护家庭责任的他就不会改变自己的立场。
PTSD也是格里森姆故事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家不起眼的农舍位处玉米地和机场之间。前门廊停满了自行车，其中一辆他们从未骑过，因为已经有候鸟在车筐里筑了巢。进门后，一把AR-15步枪倚着门，棋盘游戏摆满了架子，墙上挂着许多耶稣的图片。格里森姆十几岁的女儿隔三差五地出来，躺在沙发上，假装没在偷听我们讲话。“这是老式的中国SKS步枪，我用它打猎......这是镇宅AR步枪......这是网上定制的’惩罚者’，数量有限......然后这支只是为了好玩——每个人都应该拥有一把AK-47。”
他乐呵呵地把玩着AK步枪。“我真的需要AK-47吗?并不。但你要知道，它是AK-47啊！”
聊到有关PTSD的问题，格里森姆丝毫没有迟疑，可见他之前经过了深思熟虑。“也许你觉得奇怪，但携带枪械的确使我感到平静了些。因为像我一样患有PTSD的人都高度敏感——我的意思是，在伊拉克，天哪，我与我的手枪在睡袋同眠。大家要随时准备战斗。”
这也一直是他接受心理治疗的重心。他每日亲历战斗。有子弹击中过他的头盔；他被迫击炮轰过，被简易爆炸装置炸过。曾有三次他已经做好了阵亡的准备。和埃弗拉德一样，他的PTSD症状（连同一些其他的小伤小病）已经严重到可以提前退役。然而，和许多其他的士兵一样，他一直积极参与类似跳伞这类能让肾上腺素飙升的运动，以此锻炼自己的应激能力。但渐渐地，他说，他已经能够“缓和潜在的威胁”并学会安抚自己的神经。“我们在美国，”他告诉自己。“我们在美国。它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危险。它不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有过抑郁吗？他已经被战争的创伤折磨过了吗？
他继续卸下另一副弹夹。“这是我妻子的枪。整幢房子里最好的枪归她所有。”
他拿出那把粉色的AR-15。一家名为“黑雨弹药”的公司专门为艾米莉定制了它，轻便、后挫力小，有着不错的瞄准器，枪托上刻着艾米莉的名字。格里森姆边讲，边把枪翻过来。“你知道吗，自打从战场回国，我已经和PTSD抗争很多年了。但至今没有什么事情让我觉得必须拿起武器解决。”
而后，他忽然停下。“我收回刚才的话。我收回那句话。必须要实话实说。稍等，让我先把这些枪整理好。”
直到格里森姆把枪都妥善装进枪套里，他才坐回到沙发上。他有一双清澈的蓝眼睛，大多数时间都戴着一顶棒球帽。柔和的阳光从他身后的窗户泄进房间。之前被警方拘捕的事件“一度触发了严重的PTSD复发，”他说。军队曾是他生活的支柱，然而那时他几乎丧失了对军队的信心。朋友和熟人都冷落他。他的继父对他也极为不满。他的上级军官扬言要他再次接受军事裁决，于是他再次要求完整的军事法庭流程。在他的噩梦中，有人用枪指着他的头，也有时梦到他的儿子被枪杀；无论如何，在梦里他总是很无助——对他来说，这是最糟糕的感觉了。状态愈发不可收拾，他甚至搬出房子，要求离婚。“那时我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有点想让他们恨我，”他说。“如果他们恨我，自杀会更容易。”
此时，一旁的沙发上，他的女儿正在玩游戏机。
PTSD的复发发生在持枪运动早期，那时他正带领第一批抗议活动，在阿拉莫市和反枪组织对峙。那个阶段他做过一些不太明智的决定。有一次，他计划带领一组人到休斯顿的某个黑人聚居区，尽管他坚持说当时他只是想鼓励更多的黑人加入到他们的队伍。“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伪装。尤其自我厌恶的时候，表面上还要强装淡定、充当领导的角色，真的很难。”
格里森姆的案子判决下来之前，他在靠近天普市的一条乡间小路上解开安全带，开车撞向一棵树——幸好，在最后一刻，他想到了家人和他的使命。他不能让所有人失望。他猛地踩下刹车，车急停后全毁，所幸他自己安然无恙。之后他搬回了家，并开始了每天八小时的高强度PTSD心理治疗。
那么，他的心理医生们想要他改变什么呢?
他偷笑着说：“嗯，很显然，他们告诉我，以后面对执法人员时需要平静一些。”
心理医生们也谈了他对死亡的恐惧。“有个问题反复出现，‘你担心忽然有一天自己的生命终止吗？’ 我会说，‘是的，我担心警察会开枪打我。’”
那么你的心理医生们对于回答有何反应？
“我们尽量把话题聊开。他们会说，‘那么就避免让自己陷入会让警察开枪的处境。’”
他又笑了，不过这次是对心理医生略带嘲笑。很明显在原则问题上格里森姆不会让步。就在两个月前，在阿比林的一场公开携枪运动集会上，格里森姆举着AR-15步枪，迎接前来的警察，朝他们喊道：“他妈的什么情况？”和“告诉你们的人，快点离开！”并忿忿不平地斥责警方不懂法律，言行激烈到像是有轻生倾向。他没有对警察的恐惧表示同情，相反，战争经历激发了他另一种情绪——对于恐惧心理的蔑视。整件事演变成了个人内心戏。
即便如此，一名警员仍试图跟他讲道理。“看一看世界上正在发生什么。”
“少跟我废话！”格里森姆哼了一声。
而现在，他坐在沙发上，微笑着。“经常有人对我说： C.J.，你要懂得如何选择你的战斗。我说， ‘我的确已经做出了选择。我的选择就是对或错。’难道对错还分程度？错就是错，无论是一点点错，还是错了很多。错了就是错了。”
某种程度上，他也在取笑自己，但很明显，开车撞向树的事故并没有撼动他的决心。这使得我在采访时更想挑战他。
你有多高?
“65英寸（大约1米65），”他笑着回答。“有意思的是，很多人见到我，都会说，’你比我想象中矮一些。’”
也许如果你更高，就会卷入更少的打斗。
他开始大笑。“我猜这也是为什么那名警官（指艾米斯）以为他能欺负我的原因之一。他可能在想，’制服这小个子简直是小菜一碟。’”
环顾房间的四周，很难不注意到所有耶稣的图片，以及和图片摆在一起的ak系列步枪，SKS半自动步枪，惩罚者手枪，和AR-15步枪。
你认真地读过圣经吗？
“我读过，”他说。“耶稣说，没有剑的，要卖掉外衣去买。”
他说，圣经中还提到要“打不还手，泰然容忍”。
“耶稣还将兑换银钱的人赶出神殿。那一幕也是相当有冲突性的。”
但耶稣更多还是和善的。就像那些原谅了在教堂大开杀戒的迪兰.鲁夫（Dylann Roof）的人们。
“如果有人来到我们的社区教堂并向人群开枪，耶稣真的要我只是坐在那里，等着被杀吗？”他反问。“还是说，他希望我回击，保卫自己和我的邻居们？”
耶稣让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
“嗯，他不得不那样做。那是救赎的必经之路。”
但救赎是有原因的。
“是有一个原因。它是为了宽恕和赎罪，因此当那些政府官员执法不当时，你向他们表示抗议，上帝才会原谅他们的过错。”
著名的“贝尔顿市七月四独立日游行”在这个德州中部小城举行，人们点燃烟花，庆祝自由与革命，看起来也是个枪支运动集会的绝佳时机。游行的花车有来自“南军之子”（Sons of Confederate Veterans）组织的，来自“牛仔教堂”的，以及“德州中部茶党”的——他们的标志已经从“受够了赋税”到“受够了联邦独裁”。甚至还有一个新建的室内射击场的花车。但他们不允许格里森姆和他的团队带枪参加游行。关乎到保险问题，这是他们给出的解释。
格里森姆并没有放弃。今天，他来到警察局。
一名警官问，"你是 C.J.?比我想象中矮一些。”
“是的，经常有人这么说。"
他看到警长在简报室里，身边围着几位副手。“你好，”格里森姆打招呼。“你可能从去年的案子中记得我。”
“是的。"
“我只想提前报备一下。我们会有一个花车；当然，不会携带任何手枪或步枪，所以你们不必担心。和往年一样，花车游行之前，我们会在附近的人行道上发放传单。”
“没有问题，”警长说。
回到人行道上，格里森姆和他的追随者支起一顶帐篷和几张桌子来发放传单，同时在一旁闲聊政治和枪支问题。他们中有婴儿，有个戴着蝙蝠侠帽子的孩子在玩电子游戏，有一位来自南非的拉丁裔成员，有残疾人，还有个长着山羊胡子的小孩。“大吉姆”埃弗拉德负责驾驶花车。所有的大人都携带武器。“我们这个角落的犯罪率肯定为零，”有人开玩笑。“我想不会有穆斯林过来这里的，”拉丁裔成员说。
他们沿着游行路线发出传单。“传单上解释了和持枪相关的法律法规，”格里森姆告诉大家。“也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那里更新了到明年（2016年）1月1日时哪些行为将会合法。”无论族裔，他待人都很热情。遇到前来的退伍军人，他会用“欢迎回家，先生。很高兴看到你一切都好”迎接他们。也有些人很强硬的拒绝他。一位女士说她会直接把传单丢掉。另一个人说枪是愚蠢的。但还是有三分之一的人抱有积极的态度。“我在推特上关注你了，”有人说。
“你们也分发枪吗?”另一个说。
一个小男孩一脸敬畏地看着他的AR-15步枪。"这是真枪吗?"
才走了一半的路程，格里森姆的传单就不够了。他和维尔市的市长默文.沃克进行了一场温馨的长谈。“我爷爷1893年就来到这里了，”沃克说，“之后他当上市长，后来我的父亲也是市长，再之后就是我了。”
“接下来你的儿子会接手吗？”
沃克笑着说：“我只有一个女儿。她就住在贝尔顿——那边穿着白色靴子的女孩们都是我的孙女。”
应该不难想象他有随身携枪的习惯，沃克说，就像他的爸爸和他爷爷那样。“我们家有自己的农场和饲养场，养了很多牛。之前，我们每天早上6点都去乔治敦的那间老咖啡馆。停车时，窗户不必升上去，我们上满子弹的枪都放在车里，从来没有人盘问过什么。”
格里森姆和沃克聊得忘了时间。他们谈到工业化、战争、和全球化之前的日子，以及现如今“没有骨气”的服务业。另一边游行已经开始了。黑人联谊会、商会、茶党、“牛仔教堂”的花车得到了同样的欢呼和掌声。接近尾声时，来自一家制造移动厕所公司的花车被人用手推着穿过了人群。
"他们的引擎肯定报废了，"格里森姆说。
很快，他将宣布竞选州参议员。他也正在攻读法律学位。他有许多目标：消灭所有无枪区；将隐蔽携枪许可改为非强制性的并且更便宜；修改法律，使那些犯了非暴力轻罪的人们更容易重新获得持枪权利；最终的“宪法携枪权”，也就是除了开国之父们在1791年写入宪法第二修正案的限制之外，对枪支和其使用权不会再有其他管制。
不断有人来到他们的帐篷前。一位男士认为从战术角度来看，隐藏武器是很有必要的，于是格里森姆耐心地重述了他的观点，“从军事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美国有洲际弹道核武器呢？因为它是一种威慑，不是吗？”几个男人和他就新的公开携枪法的细节进行了探讨。一个女人介绍了她的孩子，然后格里森姆在他的传单和t恤衫中翻找，“或许他想要一支笔?”
“宝贝，你想要一支笔吗？”
这个女人开始向格里森姆倾诉：要将她的9mm手枪藏在女式衣服里太难了。这时，孩子打断了他们的对话：“我是个警察！”
“你是个警察啊？”格里森姆配合他，“你不会要拘捕我吧？”
孩子开了一张想象中的罚单，递给格里森姆。
“我需要付多少罚款呢？”
孩子一脸严肃地回答他，“五美金。”
格里森姆笑了。“我完全不介意。反正我经常在路上超速。”
只要美国人还是不喜欢被告知应该做什么的易怒个人主义者——或者说，只要美国人还是美国人，关于枪支的争议就不会停止。格里森姆的抗争和斯诺登事件以及“Black Lives Matter（黑人性命同样重要）”运动发生在同一时间并非巧合——当下，没有什么比对于极权国家的恐惧更具有两党性的话题了。各式各样的创伤困扰着我们的世界，哪怕是他 PTSD 也指向更广泛的社会问题。所以几天后，格里森姆带着他的枪前来赴约，为了让我亲身体会武器的魅力。
关于射击时的姿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习惯，格里森姆向我婉婉道来。军队训练他时刻保持鼻子在枪栓上，这样一来，射击视野始终不变。将后准星的小孔和前准星的尖连成一线，直到小孔呈若隐若现状。记得保持手指离开扳机。装上弹夹后一定要轻轻推一下，确保安装妥当，然后拉回枪栓，听到“咔”的一声，枪上好膛了。继续。就像这样。“现在枪已经准备好，枪膛里已经有一颗子弹。”
他今天刚见过他的律师，格里森姆告诉我。他的律师账单已经超过十万美金。但现在不是考虑账单的时候。
砰。砰。砰。砰。砰。
他是个耐心的老师。“当你呼吸时”，他说，“把它想象成有自然间歇的波段。在此过渡期间扣下扳机。最终你会形成一种模式，在波峰和波谷射击。做到了，你就会大有长进。”
但这只是一把.22手枪；它没有后挫力，也不会发出太大声响。如果换作大型枪呢？
紧接着，他拔出自己的AR-15步枪。“它的后挫力也不大，”他说。“只是噪音很大。”
枪声回响，那一刻，世界仿佛缩小了。
他一度对精准度的要求很苛刻。在基本训练时，他曾用笑脸来打靶。最近他正练习反身瞄准，调整自己在不看目标的情况下拿起枪射击。因此，他在扣动扳机前会先闭上眼睛。
“慢慢地扣动扳机。子弹出枪膛的那一刻你该感到有些惊讶。”
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射击了几个回合：速度很快，没有犹豫，好像他把子弹放飞自由。最后我们终于聊到核心话题：美国人和他的枪之间奇怪的亲密关系。漫天争议背后的魔力是什么？这让他感觉如何？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略经思考后，他说。
“我猜因为我没想那么多，而是用眼睛去看。我看到目标。我自己和枪几乎合为一体，它成为我的一部分。我有了目标，子弹，而从这一刻到举起枪的过程是自然而然的。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描述方式。我不会去想房子里在发生什么，我听不到鸟儿的鸣叫声，我听不到施工的杂音。我只专注于目标。没错，这样的状态让我感到平静。我不知道为什么。也许这就是人类的本性。”
艾米莉出来，说她要去购物中心，格里森姆需要去接孩子，于是格里森姆开始收拾他的枪。在拉上枪套拉链时，他确保了每一支都装好子弹。这理应是最危险的储枪方式，家人有被意外枪击的风险，但他的枪总是装好了子弹并备用。否则，他说，持枪的意义何在呢?
艾米莉再次出来，说，现在必须要出发了。“你们的聊天结束了吗?”
但他还没说完。“现在不装好，难道要在用时在黑暗中装子弹吗？还是打911报警，等待别人来保护你？”2009年胡德堡枪击事件发生时他就在现场，凶手持续射击了八分钟。“你知道八分钟多漫长吗？一秒一秒数过来。所以何不开枪火拼呢？通常一副弹夹装了7发子弹，一分钟可以打空四副弹夹，这样算来，八分钟就相当于224发子弹。”这时艾米莉催他，“孩子们还等着呢！”但他仍然没说完。“自力更生难道不是美国精神重要的一部分吗？我们是不是有权保障自身和所属一切的安全？”这些都是根本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答案，他会一直追下去——在那之前，无论是格里森姆，还是我们所有人，平静的生活只能等等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