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最喜欢的《我的野生动物朋友们》一书中，对小蒂皮（Tippi）和当地土著布须曼人一起狩猎的那副图片，印象尤为深刻。从远古时期开始，狩猎，就是非洲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时野生动物是重要的食物来源。随着西方殖民者的入侵，狩猎成为了一种娱乐活动。来自非洲的猎物标本，被认为是欧洲皇室贵族最值得炫耀的室内陈列，这一点我在各种宫殿城堡的参观中早就领教了。
中世纪的欧洲，狩猎被视为王室必不可少的娱乐消遣，更是社交活动、战争的基本训练和展现贵族特权的一个重要舞台。17世纪，拥有领地的英国贵族从王室获得许可狩猎。到18世纪，狩猎发展成欧洲贵族文化的传统:身穿猩红猎装，头戴黑毡帽，在名贵猎犬的引领下策马扬鞭，成为地位和财富的象征。贵族在狩猎中制定规则，比如不能追逐或捕杀受伤的动物，视之为上流社会和文明的象征。
我们常说的“Safari”（猎游）一词，正是来自非洲第一大语言—斯瓦希里语（kiswahili），最初的意思是指“深入非洲荒蛮之地狩猎Big Five”（非洲五大特色动物）”，在生态旅游兴起后，“猎游”Safari逐渐演变成为了野生动物的观赏与拍摄活动。
三年前去纳米比亚时，我第一次见到专门的猎物标本制作公司，才了解到，“Hunting Safari”(狩猎旅行)在南部非洲很兴旺，纳米比亚、南非、津巴布韦、坦桑尼亚等国都允许合法狩猎，而且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这种“战利品狩猎”，正是起源于几百年前非洲的白人殖民者，他们认为猎取野兽的头颅或犄角的狩猎才是最高级的。猎手的目的并不是获取猎物出售，而是享受狩猎、追逐的乐趣并将猎物作为纪念品，制作成标本永久保存。
（纳米比亚一家标本制作公司）
津巴布韦的旅行中，我有机会接触到一家专门经营狩猎旅行的私人营地—SSG营地，位于津东南部，距离莫桑比克边境20公里，南非30公里，靠近克鲁格国家公园。营地的主人尼克森（Nixon），是来自津巴的绍纳族（Shona，属于班图族的一支）老猎人，今年整60岁，有着三十年的狩猎生涯。他的狩猎营地主要为西方游客，尤其是美国客人提供猎游服务，这些美国人的目标是猎象（真是讽刺，美国好像是最积极抵制象牙贸易的，却是非洲第一大猎象主顾）。有种说法，猎豹最好的地方是纳米比亚，而津巴布韦则是猎象的最佳去处。
本以为非洲象是受保护的，但是尼克森告诉我，和肯尼亚等中部非洲国家不同，那里的偷猎行为十分严重，导致非洲野象种群急剧下降。津巴的非洲象由于生存环境优越，已经远超过这片土地上可以承受的数量，甚至对当地环境和农田造成了破坏。象群经常游离在国家公园之外，所到之地，毁林毁田。
上个世纪60至90年代间，野生动物管理人员担心，如果在像克鲁格国家公园这样的保护区内大象过多，这些庞然大物最终会摧毁栖息地、吃掉或践踏保护区内的植物，甚至将树木连根拔起。于是南非和津巴的动物工作者便将屠杀作为对国家公园的一种保护手段。直升机将大象族群驱赶到一起。地面上的专业猎手会尽可能快地将大象射杀。其中，只有4至10岁的年轻大象能够幸免于难。后来，由于国际社会的谴责，才终止了这种大规模屠杀。然而，这种方式仍然被当作一种管理工具保留下来。
现在，这些南部非洲国家政府的策略是“运用有限狩猎来进行更好的保护”。通过发放配额，向私人营地收取高昂的狩猎费用，杀死一只猎物的许可证往往高达几万美元，有时会远远高于猎物本身的经济价值。有限的捕杀不会对种群造成威胁，而这些费用的一部分会用于修缮保护区的围栏体系并打击盗猎者，在其它地方建立更多的保护区，防止人类城市化对野生动物生活区的蚕食。狩猎活动中被捕杀的动物的肉也会被分发给附近村民。
听说尼克森第二天要去林子里寻找猎物，我希望同行，他很痛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一早六点钟，一辆改装后的丰田越野皮卡已经整装待发，我注意到他将一支捷克产的CZ458来福枪放在车座后面，这种射程在150米的猎枪是猎人们最常用的。
这种大型狩猎不是猎手单枪匹马就可以完成的，需要由一支团队集体行动，五到六个人。这次的猎人有两名：尼克森和他的大儿子，他们是取得猎杀包括大象这样顶级猎物资质的，助手是他的二儿子，目前还在“实习阶段”。还有一名“Tracker”(追踪者)和一名“Skiner”（割皮手），甚至包括一名来自国家公园的森林警察，负责监督整个过程：如果你的目标是猎象，那就不可以打羚羊；狩猎绝对禁止在国家公园里进行；不可以猎杀母象和小象；动物如果见血受伤，即使逃脱了，也算是你领地上的配额，照样要买单等等，这些都必须严格遵守。
（尼克森的大儿子是个优秀的猎手）
（森林警察的职责是监督整个狩猎过程）
我们进入MALAPATI狩猎区，沿着津巴和莫桑比克的边界行驶；一侧是国家公园，另一侧就是尼克森的私人领地。沿途，看到不少被大象踩坏了的边界护栏，可见这片地区是它们常来常往的地方。追踪者Robert跟随尼克森八年，不仅具备丰富的丛林知识和追踪技巧，身手还很矫健，雨季森林中枝叶茂密，不时上树找个至高点观察。两个小时后在SENGWE地区发现两头大象的脚印，很快又发现了四头大象的新鲜脚印，只是方向进入了国家公园，我们只能放弃追踪。
在丛林中转悠了一整天，几次发现大象的足迹，但都没有真正遇到，团队无功而返。尼克森说，私人狩猎营地最痛恨的是偷猎者，如果遇到，可以开枪打死。因为他们往往将猎物最珍贵的象牙或者犄角割走，随意丢弃尸体，而合法狩猎规定必须将现场处理干净，不能有任何浪费。动物的肉分配给附近的村民，有时，一头大象够村民们吃一个月的。因此，合法狩猎也深受当地村庄的欢迎，毕竟津巴的乡村还是非常贫穷的。
（雨季车子陷在泥中是常事）
狩猎，是个现代社会的敏感话题。反观历史，19世纪20年代起，欧洲各国平民开始发起禁猎运动，而由贵族把持的上议院则坚持“捍卫荣誉”的反禁猎法案，长期相持不下。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里，贵族狩猎发展成运动狩猎，逐渐被商界人士和运动爱好者普及，但因伤害野生动物、侵占自然资源而被各国动物保护人士强烈呼吁取消。到20世纪下叶，很多国家都出台法规限制狩猎，即便是有“狩猎天国”之称的西班牙，也规定狩猎只能在固定的地区和季节进行。但是，狩猎传统并没有就此终结，毕竟西方富人的需求还是很强烈的。现状是，不仅在南部非洲，美国、加拿大、丹麦格陵兰岛等都允许配额制的合法狩猎。
平心而论，猎杀动物，并非我所赞同和喜欢的，甚至为这些无辜生命的逝去感到难过。然而，了解背后的原因，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事情都存在着必然和部分合理性。这些非洲国家没有足够的资金保护野生动物，如果纵容偷猎泛滥，意味着更大的灾难。像坦桑尼亚，虽然野生动物观光同样能带来收入，但境内的15个野生动物保护区中有11个仍然需要狩猎活动的收入补贴运行成本才能继续确保运营下去。而猎象在南部非洲仍然兴盛的另一个原因，是大象的数量太多。津巴布韦政府则根据国际公约每年颁发一定的许可证，一年大约可猎500头成年老象，全程都有当地官员监管，狩猎完成即当场注销许可。
我又想起了美国的罗斯福总统，他是第一位对环境保护有长远考量的总统，1904年3月14日，他在佛罗里达设立了第一个国家鸟类保护区，也是野生动物庇护系统的雏形。罗斯福设立的国家公园和自然保护区面积比其所有前任所设总和还多，举世闻名的大峡谷国家公园就是其中之一。然而，他同时也是一名出色的猎手，罗斯福于1909年3月前往非洲探险，随行团队一行人共捕获了11397种动物，小到昆虫，大到河马和大象，包括珍贵的白犀。其中512次属于狩猎，262种动物被食用，大量动物被制成标本后运往华盛顿。标本的数量巨大，光是装货就用了一年时间。为此罗斯福自嘲道：“国家博物馆、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和类似的动物研究机构之存在性可以被谴责的话，我才可受谴责。”
（罗斯福总统在非洲的猎象照）
动物保护组织推崇“生命至上”，禁绝狩猎。但保护，永远都不能是一句空话，这种以保护的名义杀戮，背后其实是各种利益的平衡。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多么严厉地谴责，对失去生命的动物感到痛惜，有一点很清楚，这个世界上，人类一直把追求利益置于野生动物的生命之上，无论打着什么样的旗号，从古至今，这点从未改变过，于是这场“富人的游戏”自然也会进行下去。
（文中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作者：陈婷（@阿兹猫）, 人文地理摄影师、旅行专栏作家，著有《婷，在荷兰》和《零度南极》，精通西班牙文和英文，行走包括南北极在内的七十余国和地区的环球旅行者；2012-2016年六赴南极，八次前往北极地区拍摄(两次斯瓦尔巴德群岛、两次格陵兰岛、两次挪威本土北极地区等），是中国第一个拍摄南北极的职业女摄影师。佳能影像文化事业部“大篷车”讲师，多次举办个人专题影展，包括《寒冷的呼唤》《婷，在极地》《秘境北挪威》等极地系列影展，受到广泛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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